近两个月的全面封锁，让13亿印度人陷入停滞。为了刺激就业，解决数千万底层劳工的生活问题，印度部分地区走上了最后一条路——修改劳工法，而这背后是莫迪政府更深的经济复苏计划和成为世界工厂的野心。

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截至5月19日，印度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达102231，成为第11个突破10万关口的国家，死亡病例也已超过3000例。

与此同时，印度国家灾难管理局17日晚发文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将封锁措施接续延长至5月31日，进入封锁的第四阶段，部分地区经济活动重启，邦内交通服务恢复，各邦政府有权自主划分代表不同风险等级的红、橙、绿区。德里首席部长克里瓦尔（Arvind Kejriwal）17日宣布，从19日起商店可以有条件开放。

本月初起，共有10个邦陆续出台劳工法修订或或豁免政策，其中5个邦将法定工作时长从8小时提高到11至12小时。人口逾2亿的北方邦更是将一周工作时间从48小时延长到接近极限的72小时，并宣布未来三年内所有企业都可以不受工会和一系列劳工规则限制，具体内容还未明确。路透社报道称，其中包括对最低工资的限制。

在总理莫迪的家乡古吉拉特邦，任何新企业从开始生产活动起，将享受1200天的劳工法豁免权。中央邦、阿萨姆邦、哈里亚纳邦等也都在放宽劳动法的行列。而这些地区恰好大部分都由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掌权。

《经济学人》指出，这些地区利用疫情期间各邦内立法系统无法正常运转，以紧急命令的名义宣布新法规。对于政府来说，这是推动劳动法改革的好时机，也是莫迪经济改革发力的契机。

但也有反对者称，即便给了企业更大的自由度，也不能保证就业机会大幅增加。尤其是当单个工人工作时长提高，在疫情中受挫的企业将利用更少的工人数量，完成同样的工作量，这是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的固有法则。

无论如何，被基本生存需求支配的底层工人，注定是这场利益游戏中的“炮灰”。

夹缝中求生存
修改劳动法的首要目的是促进就业。

根据印度经济检测中心（CMIE）的数据，印度失业率从2月的8%一路飙升至目前的23.8％，仅4月就有1.22亿人失业，其中有9130万是个体小商人和劳工。

由于印度官方不发布每月份、季度和年度就业数据，理由是为了维护社会和谐，因此CMIE的数据被广泛接受。

劳动力市场中占90%的非正式劳工是导致高失业率的重要原因，他们包括个体户、临时工和其他没有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工人。随着建筑业和工厂停工、城市公共交通暂停，大批农民工特别是日薪工人，逃离城市回到自己的家乡，也失去了收入来源。

印度普瑞姆吉大学（Azim Premji University）与10个非政府组织合作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近三分之二（67%）的印度工人因为封城失去工作。与此同时，近半数工人手头上的现金流不足以支撑超过一周的生活。还有四分之三工人表示，接下来几个月可能付不起房租。

印度政府也通过其他方式为失业工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例如派发食物和现金等。莫迪12日宣布了一项266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但这一计划主要是通过企业贷款担保、税收优惠等实现，获益的更多是中产阶级，而不是下层贫苦群体。据《经济学人》报道，城市贫困人口中有 31%没有获得过任何政府资助的免费食物，70%没有拿过现金补贴。

印度政府17日发布的新封锁指南中更提出，所有根据2005年《灾害管理法案》出台的命令次日起失效，其中一条就是所有企业必须在封锁期间支付工人全额工资。左翼劳工组织指责印度政府彻底放弃了贫困工人群体。

政府救济指望不上，靠劳动吃饭是他们唯一的希望。而等待着他们的，是更恶劣的工作条件。

哈里亚纳邦的的工人阿西瓦尔（Rahul Ahirwar）表示，以往他们就每天要工作10小时，而现在他已经做好工作时间延长、薪水减少的心理准备了。

普瑞姆吉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巴索尔（Amit Basole）则指出，印度仍是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国家，尤其是在教育程度要求低的行业，企业处于绝对的买方市场。因此政府的任务是通过立法保障在市场上处于劣势的工人的权益。

但印度政府的做法却恰恰相反。他们寄希望于企业尽快复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带动经济复苏。

世界工厂不易当
早在2014年刚上任时，莫迪就不止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这个亚洲第三大经济体需要一种以出口制造、重基础建设和城市化为导向的增长模式

在莫迪政府的经济发展蓝图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振兴印度的制造业。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供应链的当口，印度也看到了重塑劳动力市场的机会。

根据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竞相逐低”的原则，印度政府希望以劳动法改革为契机，提高印度市场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印度就提出劳动法改革，提高劳动力市场的规范性，也为经济改革提供更友好的环境。印度现有的劳动法多在刚独立时期制定。《经济学人》称，当时印度建设社会主义天堂的决心超过了创造财富的需求，因此劳动法中也存在不少过分苛刻的内容。

例如根据1947年出台的《劳资纠纷法》规定，员工数量超过100人的企业在裁员时，必须获得政府的许可。而政府批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繁杂而苛刻的劳动法已然成为莫迪经济改革大业中的绊脚石，但工会的反对和党派斗争使得大刀阔斧的劳动力市场改革难度颇大。疫情恰好成了改革突破口。

普瑞姆吉大学人力资源管理教授孙达尔（K.R. Shyam Sundar）称，疫情下工会的能力被削弱，而政府正是利用了这一漏洞。

但普瑞姆吉大学的巴索尔则认为，劳动力价格不是投资者考虑的唯一因素。在这个特殊时期修改劳动法带来的可能会是反作用，尤其是对于许多对劳工、环境和安全标准都有严格行为准则的国际公司。2013年为沃尔玛等零售商供货的孟加拉国制衣工厂厂房倒塌就迫使该国大幅改善工厂基础设施和安全条件来争取更多的投资。

《金融时报》香港分社社长雅各布（Rahul Jacob）说，现在出台的措施都是完全脱离全球贸易现实的官僚们在电脑里黑板上拟定出来的想法。

诚然，疫情当前，即便劳动法真的能给工人带来应有的保护，也无法满足他们眼前最迫切的需求。他们更需要能握在手里的生活费，而不是未来更好的就业机会。

美印商业理事会主席Nisha Biswal向BBC透露，能看出印度政府正在将吸引供应链摆上优先日程，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

彭博社近日透露，印度已经规划好了相当于两个卢森堡面积大小的土地来吸引有意愿从中国搬出的跨国企业，并已接触了1000家美国公司。本月早些时候已有媒体报道，苹果正在全力准备将iPhone的产能从中国转移到印度，以降低成本和风险因素。

Biswal分析说，原本在印度有工厂的跨国公司，会加速在印度布局，但一切只处于评估阶段，决策不会那么快作出。

一名独立的印度经济学家也表示，现在很多公司正面临严重的现金财务困境，更不会轻举妄动。例如苹果的上述产业链转移程就预计至少要花5年完成。